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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在哈佛的讀書生活》─林耀華

我小時生長在福建閩江中游的一個山區農村。在北平燕京大學讀書時學的主要是社會學課程。1932年考上燕大社會系研究生，在吳文藻先生指導下，1935年獲碩士學位。大學讀書時，儘管我也是個獲金湯匙的學生(即畢業時評出的優等生)，但自認天資庸鈍，搞不了深奧的東西，如果鍥而不捨地從事一門接觸實際的研究工作，也許還會有所成就。因而，在燕京讀研究生時，我特別對人類學、民族學感興趣。

民族學與社會學是關係密切的姐妹學科。吳文藻先生早年留學美國時，雖然主修社會學，但他也就學於美國著名的人類學、民族學家Boas，具有濃厚的人類學、民族學造詣。吳先生指導我學習社會進化論課程時，相當廣泛地涉及到人類學和民族學材料。他介紹我讀了Boas、Malinowski、R.B.等國外著名人類學家、民族學家的著作。1935年，R.B.教授來華講學，我擔任他的助教，進一步增長了我對國外人類學、民族學的見識。在R.B.教授的指導下，我還寫過一篇關於中國親屬制度研究的論文，很受他的讚賞。R.B.是繼Morgan之後在印度洋島嶼和澳大利亞專門研究親屬制度的名家之ㄧ，受到他的鼓勵，使我對人類學和民族學研究的興趣日益濃厚。然而，我也深深感到，自己沒經過系統的人類學、民族學基礎的科班訓練，很希望能進一步深造，彌補這個不足。1936年，吳文藻先生赴美出席哈佛大學成立三百週年校慶時，與哈佛燕京學社負責人商妥，獲一項獎學金，派我赴美學習人類學專業，並攻讀博士學位。這對我來說，真是一個償付宿願的良機。

哈佛大學是美國歷史最優久的高等學府，遠在美利堅合眾國成立之前就存在多時。在哈佛校園中心，沒有大學博物館，建築呈曲尺形，左端為地質地理博物館，中間是生物科學博物館，右端為考古學和民族學博物館。後一個館是George Peabody1866年捐款所立。這個館建立後，搜集大量的美洲印地安人的考古和民族文物資料，也兼收世界各地的文物標本。人類學系就設在這個博物館哩，隸屬於哈佛文理學院。

當時，美國一批最有名氣的人類學家、民族學家和考古學家在這裡執教。我在哈佛主攻的是文化人類學，基本上也就是民族學。但是，所修課程卻很全面，體質人類學、考古學和語言學都是必修課。那時美國學術界風靡歐洲傳統，有名的學者大多出身歐洲，哈佛的人類學系也是如此。教我體質人類學課程的E. A. Hooton是美國當時最有權威的體質人類學家，曾在英國跟著名的老專家A. Keith學習過古人類學。Hooton在講授過程中，十分重視實驗。哈佛的人類學實驗室設備先進，標本齊全，從猿猴到各種族人類的骷髗、骨骼應有盡有。在實驗室裡，一項重要的學習內容是摸骨頭。一個人身上的206塊骨頭，要一塊塊反覆摸索，仔細觀察，直摸到把每塊骨頭的任何一角碎片放在手上，立即能分辨出它屬於人體哪個部位，是哪一塊骨頭。Hooton教授經常考試，隔兩星期就來一次突襲，利用講課前十分鐘左右的時間，讓學生傳遞摸骨頭碎片，根據學生的觀察記錄記個分數。雖說體質人類學不是我主攻方向，但我對這門課很有興趣，頗下功夫，兩學期考試都得A。Hooton很高興，時常說：跟我學的中國學生，第一個是李濟，第二個是梁思永，你是第三個了。同班的同學有人說我從文化人類學跑到體質人類學來搶他們的生意。體質人類學這門課打下的基礎，解放後對於我在國內從事原始社會史研究大有裨益。國內搞原始社會史的人，大多懂考古學，也不缺乏民族學材料，只是對古人類偏缺，也少結合語言學，因而對人類和人類社會的起源、思維的來源不甚明瞭，不可能獲得原始社會過程的全貌。

思及於此，我不能不感謝在哈佛那階段嚴格的訓練。教我人類學歷史和語言學課程的是C. Kluckhohn，他是美國著名的語言學家和民族學家，早年留學德國，經常到美國西南地區作實地考察，研究印地安人各部落不同語言、社會組織和文化生活等，著有多部著作。他於1950年曾獲美國人類學研究基金會頒發的獎章。Kluckhohn與美國研究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(John Fairbank)是好朋友，通過Kluckhohn的介紹，我認識了費，與他有往來。1982年我重訪美國時，還特地拜訪了費正清。教授各大洲的種族和民族課程的是C. S. Coon。他曾在歐洲、非洲做過實地調查，著數頗豐，寫過一部頗有名氣的關於歐洲種族的專著。他的課也有實驗，利用Peabody博物館中許多種族模型和各洲民族圖像標本、文化器具、崇拜物等。中美恢復邦交後，1980~1981年間我們還有來往，遺憾的是我1982年訪問美國時，聽說他已於幾個月前謝世，使我不勝惋惜，因我去美國前，還希望能見他一面，可是永遠也不可能了。在美國，考古學是人類學的一門必修課。講授考古學的L. Ward是位老學者，也是博物館成員。他在課堂上的講授很有條理，書教的很好。他除了向我們佈置必讀參考書之外，還要求我們在考古實驗室裡摸石器、陶器等。當時中國河南發現殷墟漢文發掘報告已出版，但他只知道一點簡報消息。我寫了一篇關於安陽考古的學期論文，他看過後很是讚賞，在班上誇了一通，說可惜我專攻的不是考古學專業。

給我上過課的還有個老教授A. M. Tozzer，他也是位有名氣的文化人類學家、民族學家，Kluckhohn是他的學生。Tozzer著述不多，但結交甚廣，特別與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系教師往來密切。有一次哥大著名的研究心理和人格的專家R. Linton來哈佛訪問，Tozzer設酒會歡迎，並請全系師生作陪。這樣的學術交流我參加多次。有一次從中國來美訪問的研究北京猿人專家魏敦瑞應邀到哈佛演講，使我有一次接觸他的機會。Tozzer頗有財產，收藏大量的文物和圖書，全部贈給人類學圖書館。哈佛人類學系專為這批書籍資料立了個專館，命名為Tozzer圖書館。

我在哈佛讀書時，也有一些年輕教員，其中E. D. Chapple和C. M. Arensberg兩人與我最好。吳文藻先生曾介紹他們關照我。他們都不過比我大一兩歲，我們之間來往多，也談的來，我得到他們許多幫助。他們都是屬於新派的人類學家，在W. L. Warner指導下，開始用人類學、民族學的方法研究現代農村和都市。Warner教授曾在哈佛任教，我去留學時他已離開。他曾在新英格蘭選擇小型市鎮進行調查研究，分析市鎮社區的人口、階級、文化等人際關係，集成六大冊Yandkee City研究叢書。Arensberg被派到愛爾蘭做農村社區調查研究，寫成《愛爾蘭農人》一書。Chapple在城市中選擇一些機構如工廠、醫院等，從中實際觀察人際關係問題。找出社會制度活的生活情況和發生的問題，後來發展到應用人類學。

1941年，在Chapple帶頭下，在波士頓成立應用人類學學會，參加者有五六十人，都是各都市大學或博物館的人類學家。我也被邀請參加會議，遇見一些學者，如著名的心理學派創始人Ruth Benedict和Mead。Warner一系學者和功能學派有聯繫。就在這一年，我在Chapple的辦公室見了大學同班同學費孝通的導師Malinowski教授。回想在哈佛這些學術上的交往，感到確實學到了不少在課堂上得不到的東西，受到啟發，開闊視野。我常常想到人類學和民族學真是全世界的一門學問。因而對這一行更加熱愛。Chapple和Arensberg的學術觀點對我影響很大。他們研究的對象是現代的農村和都市，而老派的人類學、民族學侷限在落後的殖民地地區，他們向前邁進了一大步。我在哈佛獲博士學位後，因故再留一年，Chapple為我找了做助教統計工作。

那時，在這兩位朋友鼓勵下，我開始寫作《金翅》一書。這本書以小說體裁描述我家鄉自己家族之事，今年第一期《讀書》上已有文章介紹。當時我以第三者口氣寫的，一般人讀後都認為是我20世紀30年代在福建的調查，實際上，我確實做過一年多的調查，但所寫的是自己家族經歷的三十年的演變故事。Arensberg是第一個把原稿通看了一遍的人。看完後他恍然大悟地對我說：是的，我終於找出書中叫做小哥的是什麼人了!我對他說：你不要聲張啊!前年我去美國時，發現這本書仍是人類學系和社會學系的參考書。至少有兩個學人對我說：從內容上看一定是你家族內的事，否則不可能描述地那樣細緻、詳實。我承認了，已經有四十多年了，時過境遷，我還有什麼可保密的呢!

如果有人問我，在我一生中最緊張的一段讀書生活是在哪裡度過的? 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：在哈佛。雖說進哈佛前，我已經過了三年碩士研究生的訓練，到哈佛，學的也是人類學的基礎課，可是，這幾年讀書可不容易讀。如同蓋一座高樓大廈一樣，打好堅實的基礎是最艱苦的階段，對我來說，在哈佛讀書有不少難關，其中有兩大關最難過。第一是語言關。遠離祖國到異國他鄉，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，語言不通則一籌莫展。好在我從讀教會小學時就學英文，一直到大學不曾間斷，這樣到哈佛後，日常語言交往沒太大困難。但是，從聽課到看書，完全進入英語世界，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，還是有許多障礙，比方說，第一學期我選修Coon講授的《北美種族和民族》一課，當時我既不熟悉北美的地形和地名，也沒涉獵過那麼多印地安人的部落名稱，加上Coon講的又是地方方言，許多俚語很不好懂，使我記筆記都十分困難。當時心裡很著急，幸虧必修的參考書能讀懂，大考時借同學筆記看一下。這門課才勉強及格。

在哈佛讀書，每門課都有一大堆參考書，不但有個消化理解問題，也有個閱讀速度問題。唯一的辦法就是抓緊時間多讀、反覆讀。一天到晚不上課就看書，吃飯也是兩口三口，緊趕慢趕，午睡是不敢問津的。經過一段時間，逐漸適應了，英語方面沒什麼大的困難。可是，在美國要取得博士學位，除英語外，還必須掌握其他兩門外語。由於舊中國落後，漢語也受歧視，不能頂替一門外語，我在國內曾學過兩年法語，在哈佛又旁聽了半年，沒什麼大問題。除此之外，我又選了第二外語德語，這是從字母學起，困難很大，平時功課壓力大，顧不上，只好利用假期突襲。1938年暑假，我參加了德語補習班，那時正值炎熱氣節，教室裡熱得像蒸籠一般。當時上課時哈佛實行英國制度，不准只穿襯衫進教室，非得把西裝穿的整整齊齊，領帶打的結結實實，教師也是如此。每節課下來，師生都是汗流夾背。就這樣每天堅持十四個小時，苦幹突襲了三個月(美國暑假時間長)，再自學一段時間，可以看懂德文材料，並能譯成英文。語言通考主要是筆譯，譯文錯了五點就不給及格。我總算把德語這關過去了。寫博士論文時，就看出語言的重要。第三學年，我蒐集論文材料時，漢文、英文、法文、德文材料都能使用，有時還參考一下日文。

第二大關是考試。哈佛的考試制度很嚴格，所學各專業基礎課都要考試，每學期必修四門，旁聽課不計。每門課程有聽課筆記，必讀參考書，平均每科十本左右，加上選修的參考材料，還有實驗室的內容，要想四門課都得A，確實不容易。第一學年第二學期，我得了四個A，教師誇獎，在中國留學生中，也有了點名，因此被選為哈佛中國留學生學生會三個幹事之ㄧ，當時我才20多歲，記憶力還可以。我採用反覆讀的方法，把需要的部分全背下來。有一次在圖書館溫書時，有一位我不太熟悉的女學生(當時哈佛沒有女生，學校旁邊的Radcliffe女子學院的學生可利用哈佛的課堂但不能跟男學生一起聽課)，看我很快把一本書讀完了，很驚訝。後來我們認識了，她說起這事，我告訴她，那是在溫書，書裡的內容我早就背過了。

各學期的考試都比較順利，最可怕的是第三學年做博士論文前的總考。過不了這一關，便不能寫博士論文，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怕總考，我也不例外。考試那天，在一個不大的教室裡，正面端坐著五位人類學各方面的知名教授，如同法官一樣。這五位主考，根據我平時所學課程隨意提問，要我當場回答。對於這種場面，我著實有點緊張，連連解答問題，口乾舌燥。幸虧Coon教授從口袋裡摸出一塊糖，讓我潤潤嗓子，也緩和了緊張氣氛。這一關我終於順利通過了，剩下的只是畢業論文和論文口試。現在回想起來，在哈佛讀書是我一生中最緊張也是最勤奮的時代。

當時中國落後，中國留學生往往被人瞧不起，一種蒙辱感常常激勵我奮發圖強。在哈佛，從教室到圖書館，每天和書本打交道不下十二三小時，必要時還得趕夜車。好在我從來沒得過什麼病。這段勤奮的學習生活，不但使我順利地完成學業，更重要的是養成了嚴謹的學風。今日回想起來不能不備感苦中之甜!

哈佛四年讀書生活，為我打下了一生從事人類學、民族學研究工作的堅實基礎。在那裡，我一方面受益於各位知識淵博的師長，一方面也得利於哈佛良好的讀書條件。每個新生一進哈佛，都要先買一個哈佛特有的裝書用的大口袋─哈佛包(Harvard Bag)，這個書包能裝一二十本書，是我形影不離的幫手，整天背著它進圖書館。哈佛有一座規模很大的圖書館，叫Widener圖書館，當時的藏書量居世界各大圖書館的第五位。圖書館的二層有個大閱覽室，我常去那裡。研究生不旦可以借書還可以自由進入書庫，寫論文時，書庫裡專為研究生準備好一張張小桌子，研究生可以根據自己需要到書架上找書，用過後由館內工作人員再放回原處。這種閱讀制度很方便。人類學系還有自己的圖書館，在這哩，我讀了很多著名的人類學、民族學著作，我在這裡第一次讀到Morgan的《古代社會》、《易洛魁聯盟》及《人類家族的血親和姻親制度》。哈佛還有個漢和圖書館，哈佛燕京學社就設在裡面。這個圖書館以收藏漢文、日文及東方民族文字圖書為特點，存有相當數量的蒙藏文圖書。我在哈佛寫畢業論文時，主要利用這個館的漢文文獻。哈佛的博物館也很有名，對社會開放，其中展品以南北美洲印地安人的實物為重點。我記得陳列的印地安人圖騰柱足有二層樓高。前年去美國時，發現這個博物館變樣了，一些貴重的材料不知搬到什麼地方去了。紐約市還有個大型自然歷史博物館，其人類學部主任是Hooton的得意門生Shapiro，是我在哈佛前後同學，我到那裡實習訪問，受到過他的幫助。

在哈佛的讀書生活雖然緊張，但是比較愉快。師生關係融洽，在課堂上都嚴肅認真，但下了課，老師待學生如朋友一樣，相互稱名。對此我不習慣，從來沒敢直呼老師其名，Hooton有個習慣，就是每周五下午四點到六點，在家裡舉行茶會，全系學生自由參加。我去過多次，每次有二三十人，隨便交談，增長了知識，也融洽了師生感情。Chapple和Arensberg兩人的家我也常去。Arensberg後來轉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，當了三十多年人類學系主任。我前年去美國時見到他，後來他來信還提起當年的友情。我同班同學Lasker主攻體質人類學，我們交往也很密切，我的《金翅》一書初稿，是他父親幫我寫的序，由太平洋學社出版的。1982年我們重逢，在一起敘談了五天，他已是美國一位著名的體質人類學家。

我在哈佛時，每天來來去去有二十多個中國留學生，大家都是炎黃子孫，遠離祖國更感到相互之間關係親密，平時課程緊，交往不多，星期天便會聚一起，說說心裡話，有時一塊去中國飯館吃飯。哈佛中國留學生學生會一年集會三四次，多半是送舊迎新的歡聚，有特別事情，臨時召集會議。記得胡適先生是當時駐美大使，曾路過哈佛，學生會臨時舉辦了歡迎座談會。

1938年，我的未婚妻饒毓芬也到美國，在離哈佛不太遠的小城Northampton女子大學攻讀經濟學碩士學位。以後，我每月都利用星期天去看她一次。1939年暑假，饒毓芬來哈佛校園補習法語，我們接觸機會更多，互相切磋鼓勵。

哈佛的讀書生活給我留下許多美好的印象，但我也感到美國有許多不好的東西。美國的社會物質生活在當時已相當高，不過貧富之間差距驚人，我認為美國的風氣就是一切向錢看，有錢可以平步青雲，沒錢寸步難行。哈佛是個貴族學校，那些闊少爺和我們這些窮書生在生活上有天壤之別，像我這樣出身鄉下佬的人，在這種社會過不習慣，如果不是為了學得一點真本領，我是呆不下去的。

當時，我對美國社會最壞的印象是種族歧視。在那個社會，黑人最受歧視迫害，不能進白人的學校，不能坐白人的火車，不能住白人的旅店，不能上白人的飯館，而且三K黨猖獗，隨意屠殺無辜黑人。黃種人也受歧視，我自己也嚐過這種滋味，剛到哈佛時，我出去租房間，白人老闆娘公然藐視地說：我的房間不租給東方人!後來，類似情況還遇到過，種族偏見在學術界也不例外。我的老師Hooton講課時，總是暗示白種人最高，黃種人次之，黑種人最低下。我很尊重他的學識，但受不了這種偏見，雖然不敢當面頂撞他，但我向同班同學表示過我的不滿，認為這不是科學態度。

在哈佛念了幾年書，得了個博士學位，真想早日回到祖國。不幸我未婚妻在完成兩年學業時，得了肺病，需要進療養院，我也只好羈留在哈佛。1941年饒毓芬病癒，七月二十六日我們結了婚，這時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正在猖獗之時，但我們還是毅然決定，立即回國!同年八月底，我們登上開往香港的商船，我遏制不住內心的激動，默默地遙向生活了四年的哈佛告別，我的心，早已飛過重洋，回到祖國。

(全文摘自簡體書:《社會人類學講義》前言)